当前位置:丰库门户网站 > 时事 > 新中国经济70年·家庭联产承包|亲历者王郁昭:我为“包产到户

新中国经济70年·家庭联产承包|亲历者王郁昭:我为“包产到户

作者:匿名 时间:2019-10-31 13:21:39 人气:1822

家庭合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合同规定独立进行生产经营的一种责任制。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得到中央文件的支持和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充分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解决了温饱问题,从而启动了新一轮农村改革。

小岗村“大责任制”(新华社)领导合影

我准备因“固定家庭产出”而被解雇

省委文件的诞生

1975年,我来到安徽省楚雄县工作,担任楚雄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书记、书记。1977年上半年,我们组织了300多名干部深入400多个生产队进行调查,并向省委提交了调查报告,对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执行情况和今后的意见。

1997年6月,新任命的安徽省委一秘、革命委员会主任万里看到了这份报告,立即转发给各地、各市委,指出楚雄的调查研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可供所有地区参考."这是万里抵达安徽后批准的第一份报告。

与此同时,省委二秘顾卓新要求我从100多份调查报告中挑选几十份,并打印成册以供参考。之后,省委的负责同志去了农村调查。根据楚县地委的报告,形成了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省委六条》)。经过省农村工作会议的讨论和修订,该草案于11月底发布,并在全省实施。

“省委六条规定”的主要内容包括:允许生产队根据农场工作条件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使只有个人完成的工作才能对他人负责;允许并鼓励会员经营自己的私人土地和家庭副业。

这些规定目前看起来不太好,但却是时尚的“禁区”,影响巨大,反响强烈,深受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欢迎。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

小岗村的“生死文书”

1978年,楚雄地区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九月初,地委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安排秋季生产种植自救。此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两个凡是”的观点正在受到质疑。

会上,许多公社干部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农业长期不能发展?一个公社不能建立,两个公社不能建立。为什么整个地区不能有超过240个公社?我们都是白痴吗?

公社干部敦促地委解放思想,放开下面的工作。如果他们做得好,他们不会要求表扬。如果他们做得不好,他们会自动下台。

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产量普遍下降,但来安县和天长县的几个公社还是全面提高了产量。因此,我鼓励每个人畅所欲言。直到那时,这些公社书记才透露了三个“秘密武器”:来安县闫晨公社魏莹生产队向该大队实施了保产。天长县新街公社实行棉花家庭联产承包;来安县大多数公社实行干部岗位责任制。年底,根据各项生产指标实施奖惩。

会后,我立即赶往省会合肥,并向万里书记做了详细的汇报。万里当即指示:“对这三个典型的社会团体进行详细调查,并向省委写一份报告。”

万立看到调查报告后,立即通知地委进行试点。我们立即组织了飞行员。因此,各县要求扩大试点范围。许多社区都在努力成为试点,而不是试点的社区也自发加入。

随着承包生产队的发展,一些生产队秘密开始“承包到户生产”,其中包括凤阳县梨园公社的小岗村(Xiaogang production team),现在小岗村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1978年秋,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严鸿昌带领18户家庭执行合同。年底,18名成员秘密签署了一份“生死文件”,并将他们的指纹印在一张大纸上。

坦率地说,我当时对一些细节不太清楚。但第二年,小刚生产团队创造了一个奇迹。18户家庭中有12户拥有10000公斤以上的粮食,石油产量超过合作社转型以来20年的总和,成员收入比上年增加了6倍。自1957年以来,国家23年来首次被赋予公共粮油任务,分别超出配额6倍和80倍。

农民群众对“大责任合同”赞不绝口:“一举两得,政策好”。人们贡献他们的努力,并向公众赠送珍宝!”“责任大,真好,干部和委员都想做。只要你工作三到五年,你就会吃老谷物,烧老草。”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确定改革开放的发展路线。

家庭分配的“本地户籍”

1980年春节前,万里同志来到小岗生产队,挨家挨户观看。他非常高兴。有人指责小刚生产队倒车,他马上说,“地委同意你先工作三年,我同意你先工作五年。只要提供更多的粮食,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集体保留更多的资金,成员的生活就能得到改善,终生工作也不会逆转。”

1980年初,省委召开了一次省级农村工作会议。我发表了一篇题为“顺应民意,积极引导”的讲话,要求实行“一次总付”户籍制度,并承认这也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的一种形式。我认为工人积极性的高低是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标志。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让农民穿上“合适的鞋子”,这样中国的农业才能向前迈出一大步。

后来,会议结束时,万里同志指出:“我们没有提出固定家庭定额。问题是它们已经存在。孩子已经出生了。他妈妈非常高兴。你能不能不在户籍上登记他?王赵宇同志前几天说孩子很好。请向户口申报,并承认这也是一种责任制...这根本不是资本主义。每个家庭的固定生产配额不等于单独工作,单独工作不等于资本主义。没什么好害怕的。”

因此,一体化工作责任制最终在安徽省得到了注册,但它是当地的户口,只能在该省使用。虽然“一次总付”得到了安徽省委的认可,但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不幸的是,1980年春天,万里离开安徽到中央政府工作。从那以后,关于责任制的争论已经蔓延到全省甚至全国。

“邓小平同志谈话”带来阳光灿烂的日子

1980年上半年,省委先后在蚌埠、芜湖和巢湖召开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一笔总付合同受到了严厉批评。

形势急转直下。一些县已经下令不对每个家庭设定配额。已经设定的必须在一定期限内撤回。楚贤应该去哪里?这真的是倒退吗?就在这时,我无意中看到了省委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内部谈话。

邓小平同志说:“‘凤阳花鼓’在凤阳县唱过,绝大多数生产队都搞了一次包干,这也是一年的翻身换脸。有些同志担心这会影响集体经济。我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来说,农村工作的主要问题还是没有解放思想。”

这次谈话让我兴奋,增强了我的信心。当时,这段对话还没有公开发表,但我很快就把它传达给了党委书记。

但是,在1980年8月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除了楚雄和六安地区外,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是“一边倒”,形成了对“大责任制”的围攻。在这种情况下,我首先在会上强调,把农业产量固定到家庭可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工人积极性的高低是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志。同时,列出了实地调查数据,显示产量增加最多的是家庭固定产量,其次是团体固定产量,而"大呼隆"生产队只能生产持平或减产。

最后,我说:“如果上级不同意,那么请要求上级正式发一份文件来纠正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下属,我会服从。不要这样,今天在这里批评,明天在那里批评,施加压力,整天造成恐慌和焦虑。我准备被免职,但我问心无愧。我无愧于党和人民。”

当时,气氛紧张,一片寂静。由于分歧很大,省委二秘顾卓新建议再次阅读邓小平的讲话作为会议总结。从那以后,为家庭生产设定配额就一直是晴天。

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本文是《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的一篇报道)

编辑:陈冬冬

(本文发表在2019年第18期《中国经济周刊》上)

《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8期封面

本月推荐

精选

最新文章